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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余名专家学者西安研讨博物馆教育

admin 免播放器视频在线观看 2020-02-13 805 0

  既然称之为“讨论”,编撰者自然不该持有定见,而应当鼓励读者各抒己意。如《老学庵笔记》中的“不了事汉”条,记施全刺杀秦桧未遂,反遭擒被诛,行刑之时,“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注释中最初并未诠说“不了事汉”的含义,讨论部分则一口气列出三项:首先,“秦桧当政,力主和议,自来评论,不一其说,试综述当时形势,下一断语”;其次,“此故事中所反映一般民众对于秦桧之态度如何?试就此事申论政府与民意之关系”;最后,“暗杀是否政治上有效之手段?何种政制之下可以不致有暗杀之事?”不久就有读者致书杂志编者(载《国文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指出“‘了事’、‘不了事’本为宋代成语”,原文中语带双关,“一方面固然指刺秦不成为不了事”,“同时也等于说‘这个爱国军人还不应该杀吗!’闻者皆笑,因为这话表面上骂施全,而实际上却把秦桧骂得入骨三分,无话可辩”。吕叔湘在结集之际尚未及采录其说,待重印时就从善如流,在《三版跋》中大段摘钞来信作为补正。这位读者的态度无疑是同情施全而憎恶秦桧的,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宋以来舆论的主要倾向。但仔细玩味讨论中的措辞,似乎并没有如此爱憎分明,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供商榷研讨。事实上确实有人并不认同早有定谳的评价,吕思勉在早年所撰《关岳合传》(中华书局,1916年)中就强调,秦桧“不惟非奸臣,且为靖康末之劳臣,建炎时之忠臣”,应该“但责其公罪,而不诬及其私德”(见该书第十一章《秦桧》)。尔后在《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仍然持同样的主张,以为“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并钩稽排比相关史料详加分析,认为“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见该书第三篇第一章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吕著在当时多次重印,发行量极大。而吕叔湘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曾担任过苏州中学图书馆馆长,亲力亲为撰写过不少书评,应该也留意过自己本家的这些专为中学生撰著,甚至直接利用中学授课讲义增补而成的论著。他本人后来还专门考释过秦桧将岳飞等人定罪时所说的“莫须有”一词(收入《语文杂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强调其意即“恐怕有”,带有测度疑问的意味,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语气专断蛮横的“不须有”或“必须有”。语意理解的细微差异,大概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对相关人事的评判。而此事归根到底,就像吕思勉后来所感慨的那样,“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 总结》,转引自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设置禁区,惟有提供自由平等的研讨空间,才能不断深入复杂隐微的历史。

  由于选材精当,注释确切,讨论的内容也颇能益人心智,所以《笔记文选读》问世之后大受欢迎,文光书店在短短数年中就印行过三版,此后还有其他出版社在删去部分内容之后改版刊行。吕叔湘晚年对这部耗费过不少心力的小书依然情有独钟,又交付语文出版社在1992年再次付梓,不仅依据新见资料予以修订,如《梦溪笔谈》部分“重印时参考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大德刊本、中华书局排印胡道静校注本”,《武林旧事》部分“重印时参考中华书局校点本”;还恢复了此前被删略的一些内容,因而在《重印题记》中指出,这一次“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遗憾的是,新版中并没有收入叶圣陶的序言,不便于读者了解其当年撰著和出版的背景。不过在其身后编辑的《吕叔湘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所收《笔记文选读》就以新版为准,毫无疑问已将此视为定本。

  吕叔湘在《重印题记》中回顾了先前刊印时的波折:“五十年代以后曾经先后由新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过,他们互相授受,然后给我通知。在屡次重印过程中,篇目有所删减,注释之后的‘讨论’则一概削去。既成事实,我也无可奈何。”对出版社未经许可就擅作主张,显然有些耿耿于怀。然而,兴许是时间隔得太久,记忆不免偶有舛误。比如所谓的“新文艺出版社”,其实应该是“古典文学出版社”。该社在1955年曾征求他的意见,率先重印过此书,为此他还另外撰有新序一篇(新版中也未收入)。而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先后刊行此书只是利用原有纸型重印或是依照旧版修订重排,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不同出版社之间的私相授受。《重印题记》中又称:“现在重印,所删六篇,恢复了三篇。”也与事实不符而容易引起误解。此前数次重印时被删去的篇目数量并不相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仅删除三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相沿未改,而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则多达八篇。好在此类细节无伤大雅,可以暂置勿论。倒是那些篇目究竟为什么会遭到删略,其内容和价值究竟如何,还是值得略作探究分析的。

  最初被古典文学出版社删除的三篇为《梦溪笔谈》的“以券招夷”条,《岭外代答》的“海外黎蛮”和“款塞”两条;在此基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剔除了《梦溪笔谈》的“地图”条,《鸡肋编》的“俚语见事”条,以及《岭外代答》的“钦州博易场”“蛮刀”“蛮马”诸条。究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涉及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则提到与高丽、交阯等周边国家的外交、贸易关系。原著作者受到“夷夏大防”观念的影响,在文中或轻慢地斥之为“蛮夷”,或流露出居高临下的骄纵姿态。在新时代和新局势下,这些地方势必让出版者担心会有所违碍,而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以免无端惹是生非。即便是语文出版社的新版,也仅恢复了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删去的那五篇。看来虽已今非昔比,可吕叔湘本人也不免心存顾虑。实际上,原作者的立场并不代表选注者的意见。早年留学英伦攻读人类学的吕叔湘,此前曾翻译过美国人类学家路威的《文明与野蛮》(生活书店,1935年),在《译者序》中尤为推崇此书“以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为主旨”,“对于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特别是他们里头的种族主义者,抨击不遗余力”,不难推知他对“夷夏”观念的态度。在选注这些笔记时,他也时常注意引导读者,讨论“海外黎蛮”条时,就指出作者记录黎族人歃血、斫石、折箭等习俗,“凡此诸事,在科学昌明之今日,皆可谓为迷信”,“然人为理性之动物,初民亦无绝无理智者,特应用乖方,终遭弃斥耳”,“吾人不得以其为‘迷信’而遂不推究其思考之过程也”,绝无丝毫歧视偏见。有些注释迄今仍然颇有参考价值,如“款塞”条所记多为瑶族人口头俗语,其中提到“男行把棒,女行把麻”,吕叔湘便指出:“‘男行’即‘男子们’之意,‘女行’同。‘把棒’或是指邻里守望,‘把麻’当是谓纺织女红。”要言不烦而能释疑解惑。而多年之后问世的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对此却阙而未注。杨氏在《周去非与〈岭外代答〉——校注前言》中声称,“此书之校注,自宋以来,尚未之前闻”,“故对于这样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校定其文字,诠释其词语,疏通其内容,指明其失误,以服务于读者,在当今整理古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新时代,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所言极是,但全书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多有阙略,看来也并不知道吕叔湘选注过此书。日后若能再做修订增补,似乎可以采摭一下《笔记文选读》。杨氏在《校注凡例》中还提到,“原书对一些少数民族族称有污辱性之文字偏旁者,依现代情况改正之”,或许和先前出版社删汰《笔记文选读》部分篇目一样,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这样做虽然情有可原,终究并不符合“整理古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基本规范。至于《笔记文选读》,尽管新版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可日后改版重印时,倘若能将被删略的其余三篇,以及叶圣陶1943年所撰序言、吕叔湘1955年所作新序等,悉数蒐辑起来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参酌,则不仅可以由此略窥世事的递嬗迁变,更不至于令前辈学人付出的艰辛徒劳枉费。

  公开资料显示,梵净山正式载于史册,始于汉代。到了唐代,官方已在梵净山西麓设立“思邛县”。宋代《太平寰宇记》称“思邛山”,因唐“思邛县”而得名,佛教于此时传入梵净山。

  明初,梵净山已是佛教名山,同有数名并称:“九龙山”、“饭甑山”、“梵净山”、“大佛山”。因其三峰高耸,脉分九支,故称“九龙山”,又因金顶孤峰突起,形如饭甑,故称“饭甑山”。还因明代该山佛教兴盛,寺刹林立,为梵天净土,故名“梵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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